9月13日，美国劳工部公布了最新的通胀数据。其下属的劳工统计局发布公告称，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连续第二个月上升，8月同比增长3.7%，增速较7月的3.2%有所加快。虽然剔除食品和能源等波动性较强项目的核心CPI放缓至4.3%，但环比涨幅却高于预期，为0.3%。
此前，美联储更加关注的另一个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也在8月的最后一天由隶属于美国商务部的经济分析局发布了最新数据。根据该局的统计，7月的PCE指数按年率上涨3.3%，高于前一个月的3%；剔除食品和能源等波动较大商品的核心PCE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也高于此前的4.1%。
PCE指数衡量的是一个时期内人们购买商品和服务组合的支出变化，而CPI则假设主要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份额是固定的（权重只会周期性调整）。在现实中，价格变化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从购买一种商品转向另一种商品，PCE指数就能够反映这种替代现象，这使其成为美联储评估通胀的首选指标。
为了抑制物价大幅上涨，美联储过去一年半以来已经连续加息11次，将基准利率提高到22年来的最高水平。虽然通胀率距去年的高点已经大幅下降了约一半，但最新公布的CPI和PCE数据均显示出美国通胀的反弹迹象，尤其是核心通胀率居高不下，约为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一倍，更令其头疼。经济学家越来越担心，美国通胀比最初预想的更具黏性。
大约在1990年以后，美国通胀行为与之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通胀对失业率的短期变化的反应开始不如以前敏感。由于经济结构、消费者行为和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变化，在没有重大供给冲击的情况下，通胀倾向于保持稳定。
举例来说，那段时间是全球化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进口商品物美价廉，帮助压低了美国商品的价格。而劳动力供给更具弹性也让需求变化引起的工资变动比过去更小。
但2021年开始的此轮通胀攀升并没有按照过去的剧本演变，反而出人意料地持久。这是为什么呢？
随着疫情之后供应链的恢复，美国通胀已很难完全从供给侧找到原因。英国设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亚历山大·齐亚马利斯就认为，此轮通胀背后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一些更宏大力量的推动下，美国的高通胀时期将更加持久。
首先是全球化趋势的逆转。齐亚马利斯认为，通货膨胀的长期驱动因素之一是经济冷战。从特朗普政府提高关税大打贸易战，到拜登政府的所谓“去风险”，美国寻求供应链和制造业的“友岸”“近岸”和“在岸”，其后果就是美国国内市场商品更加昂贵并推高通货膨胀。
推动高通胀长期化的第二股力量是气候变化。气候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增多，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必然会扰乱工农业生产，并且企业管理和克服的成本可能很高。增加的成本以及碳税等政府举措的成本都转嫁给了消费者。
持久的高物价会与工资形成螺旋式的上升，形成恶性循环。高通胀会推高工资，进而刺激需求和支出，导致通胀加剧。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紧张，失业率稳定在近半个世纪的低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似乎很难打破。巴克莱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如果劳动力市场状况没有显著放松，我们仍然怀疑通胀能否回到（美联储）2%的目标。”
最后，齐亚马利斯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QE)的复杂过程向经济注入了太多资金，流动性过剩会导致通货膨胀。他说：“QE推高了所有资产的估值。从房地产到股票、艺术品甚至比特币，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切泡沫’之中。”
美联储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了其对于将通胀降至2%的目标丝毫没有动摇。但现实似乎表明，消除最后一点过度通胀并将其降低至2%的目标利率预计将是一项更加困难和缓慢的磨难。核心通胀高于总体通胀的现象反映了美国经济面临的一些持久性变化。现在推高价格的主要是服务成本——从牙科护理和汽车保险，到餐厅用餐和夏季音乐会等各种费用。这些成本主要反映了工资的增长，而这些增长往往以更高的价格形式转嫁给消费者。